这段友谊最激烈最亲密的时刻，可以被精准定位到柏林墙被推倒后，德国上下洋溢着狂喜的那段时间。
柏林爱乐乐团于1989年11月12日邀请民主德国公民免费参加其举办的免费特别音乐会，乐团询问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是否愿意参加，他立刻同意了。
1989年，纪念柏林墙倒塌音乐会
©Reinhard Friedrich
那场音乐会动人而独特，对于所有幸运到场的人来说，仅仅几个月后举行的以色列巡演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在1990年4月举行的巡回演出中，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精神和身体上始终与爱乐乐团成员保持密切关系：他与管弦乐队成员一起飞往特拉维夫参观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在海法音乐会之后，他们一同坐夜班大巴车回到耶路撒冷的酒店。音乐家们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感谢，他们在演出结束后仍然故意坐着，尽管巴伦博伊姆要求他们站起来接受观众的掌声，乐团成员仍保持坐下，把所有掌声都让给了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在1989年11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获得管弦乐队的汉斯·冯·彪罗奖章后，柏林爱乐乐团于1992年10月任命他为荣誉成员。
1964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作为钢琴家第一次在柏林爱乐乐团内亮相
©柏林爱乐乐团档案
出场 ：从钢琴家，到指挥家
1954年，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邀请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前来演出，但被丹尼尔的父亲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应该在大屠杀仅仅九年后就出现在侵略者的国家。
然而，年龄却并没有成为大问题，1964年，21岁的丹尼尔来到柏林，在新建成的爱乐乐团内独奏了巴托克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1969年6月，这位多方面有天赋的音乐家第一次站在了指挥台上，为观众们带来了海顿的第95交响曲、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为克利福德·柯曾）以及舒曼的第四交响曲。
丹尼尔对第一维也纳派三位作曲家作品的演绎给《每日镜报》的批评家霍斯特·马德尔（Horst Mäder）留下了印象，他在文中指出这位只有八年指挥经历的钢琴家在演绎舒曼的乐曲上“尚未克服初学者容易遇见的问题”。
半个世纪后，丹尼尔再次和爱乐乐团一同演奏了同样的曲目，只是这次玛丽亚·乔·皮雷斯（Maria João Pires）替代了于1982年去世的克利福德·柯曾，此时站在乐团面前的，是处于能力巅峰的指挥家。
丹尼尔对柏林爱乐乐团有清晰的期待和认知，他知道乐团所带来的是富有智慧的音乐创造，所以他在表演时愿意给乐团里的每个人足够的成长空间。
1990年，在前往特拉维夫的飞机上
©柏林爱乐乐团档案
本能的交流
尽管乐团内的音乐家们从1969年后不断变化，但很多时候乐团的精神却保持一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于乐团成员本能一般的、有效的沟通像是被刻进了乐团的DNA里。
作为客座指挥，丹尼尔比其他任何指挥都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成长轨迹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记。这么多年来，他在爱乐乐团上露面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指挥都多，在有些表演季，他甚至同时参与了乐团五个项目。
丹尼尔曾在1989年和1999年有两次被考虑聘为首席指挥，尽管乐团选择了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Abbado）和西蒙·拉特（Simon Rattle），这也并没有影响到丹尼尔和乐团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深刻的相互欣赏之上的。
2014年，音乐会谢幕
©Monika Rittershaus
成果丰厚的艺术互动
莫扎特和布鲁克纳等作曲家的古典浪漫主义曲目给听众带来了无数个难忘的夜晚，但丹尼尔的朋友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所带来的听众更少接触到的当代古典音乐也令人难忘，其中就有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清唱剧《杰伦修斯之梦》。
丹尼尔和乐团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在紧张的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之后，乐团甚至放弃了休假，直接前往国家歌剧院菩提树音乐节与丹尼尔演出。
“柏林爱乐乐团是非常积极有活力的交响乐团，”丹尼尔在1990年接受记者西布尔·马克（Sybil Mahlke）采访时这样形容他们在以色列巡演时的感受，“乐团的特点在于，指挥所得到的那么多音乐灵感其实都是来自乐团成员的。”
能够像丹尼尔这位大师一样敞开双耳去聆听创意的脉动的人，能够放开胸怀去接受自己的想法的人，都能在柏林爱乐乐团内找到朋友，而正是这样的朋友所带来的艺术性互动，能在丹尼尔初次演出后五十年仍然给人以灵感。
文章来源©柏林爱乐乐团
